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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2018)豫0926刑初241号】

编辑:大魔王 2019-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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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河南范县法院做了个判决:胡敬、王太平夫妇在淘宝上销售高压气瓶,论以非法罪。

  根据【(2018)豫0926刑初241号】,“2017年7月份以来,胡敬通过网络贩卖用在气枪上的高压气瓶,王太平自2017年9月份起负责打包、邮寄高压气瓶。案发后,其现存的微信记录上显示胡敬卖出26个高压气瓶,王太平参与的有18个。2017年11月2日,范县在义乌胡敬租赁的房屋内现场查获309个高压气瓶。经鉴定,查扣的气瓶认定为10套不成套气枪散件” 。

  范县法院以非法罪,判决胡敬有期徒刑13年,判决王太平有期徒刑14年。

  本案的法律依据是刑法第一百二十五条,“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弹药、爆炸物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2010年1月1日修正的《最高关于审理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弹药、爆炸物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简称《解释》):非法制造、买卖﹍﹍以压缩气体等为动力的其他非军用二支以上的即构成本罪,如果达到五倍以上,则属于情节严重。

  《解释》亦:非法制造、买卖成套散件的,以相应数量的计;非成套散件以每三十件为一成套散件计。

  按照法院的推理逻辑,只要是可以用于制造的零部件就属于散件,在这种逻辑推理下,处罚范围可以无限扩大。

  螺丝、铸铁、塑料都可以用于制造,那这是否也属于散件呢?甚至生产螺丝、铸铁的机床是否也属于散件?这种逻辑太过牵强,就像某人不小心踩死一只鸡,最后被索赔百万,理由是鸡生蛋,蛋生鸡,鸡蛋、蛋鸡无穷匮也。

  关于,最高司法曾经出台过多个司释,1995年最高法院曾经发布过《关于办理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非军用、弹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该解释曾使用了“主要零部件”的概念并了相应的数量标准(“制造非军用主要零部件50件以上或者买卖、运输100件以上的” 判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五倍以上的则为七年以上)。

  这个司释虽然已经不再执行,但是其对零部件的限值得借鉴。因此《解释》中所说的散件应当理解为主要用于从事制造的部件。如果任何可能用于制造的零部件都论以散件,那么打击范围就没有任何边界,罪与非罪的标准也就纯粹取决于个人。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解释》没有再延用“主要零部件”这个概念。但是在有关的鉴定中仍然使用了这个概念。

  《关于主要零部件管理有关问题的批复》(下简称《批复》)中:主要零部件是指组成的主要零件和部件,其中,主要零件是指对性能具有较大影响而且不可拆分的单个制件,如枪管、击针、扳机等;部件是指由若干零件组成具有一定功能的集合体,如击发机构部件、枪机部件等。

  在《批复》的附件中,将气瓶作为主要零件的一种,认为气瓶的主要性能特征是气枪中用于储存高压气体的零件。

  《批复》虽然不是法律和司释,但对法院有着重要的参考作用。然而该批复也明确指出: 主要零部件的生产加工应当委托具有制造资质的企业进行。

  可见,《批复》中所说的气瓶必须是具有制造资质的企业所生产的专门性气瓶,而非本案所涉及的通用性气瓶。

  散件必须具备专门性,应当限定为主要用于从事制造的部件。从客观上来看,通用性的气瓶不属于散件。

  这涉及对犯罪故意的理解。刑法中有一种认识错误叫做归类性错误,也即对事物法律归属的错误认识,比如行为人将他人汽车轮胎的气放掉,但却不认为这是刑法上“毁损”财物。显然,行为人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也知道毁损财物为法律的,但却不认为自己的行为属于刑法上的“毁损”。

  对于归类性错误,应当按照社会一般人的标准来进行判断,如果社会一般人可以避免发生这种错误认识,就不影响故意的成立。但如果社会一般人也无法避免发生这种错误认识,那就可以否定故意的成立。

  在之前有关兰花案、鹦鹉案的专栏中,笔者曾不断提及日本国的“狸、貉事件”和“鼹鼠事件”,此次不得不再次赘述如下。按照日本的法律,狸和鼹鼠都是获的动物。在“狸、貉事件”中,行为人误认为当地通称为“貉”的动物与狸不同而加以捕获,但当地多都持这种见解。而在“鼹鼠事件”中,行为人不知道当地称为“貘玛”的动物就是“鼹鼠”,而当地人一般都知道“貘玛”就是“鼹鼠”。在第一个案件中,被告被判没有故意,不成立犯罪,而在第二个案件中,却认为被告成立故意犯罪。显然,这两个案件中的认识错误都是归类性错误,应当根据社会一般观念进行判断。

  我国也有大量的相似案件,比如最高法院《刑事审判参考》第315号指导案例“沈某某盗窃案”。某日晚12时许,被告人沈某某在某酒店与潘某某进行完准备离开时,乘潘不备,顺手将潘放在床头柜上的嫖资及一只“伯爵牌”18K黄金石圈满天星G2连带男装手表拿走。在讯问中,沈某某一直不能准确说出所盗手表的牌号、型号等具体特征,并认为该表只值六七百元;拿走潘的手表是因为易中潘行为,自己为了不满。经某市某区价格认证中心鉴定:涉案手表价值人民币123879.84元。法院认为,被告人主观上只有非法占有他人“数额较大”财物的故意,而无非法占有“数额特别巨大”财物的故意。鉴于被告人犯罪后主动坦白其盗窃事实,且所盗手表已被追缴并退还失主,属于犯罪情节轻微,被告人沈某某犯盗窃罪,免予刑事处罚。

  在这个案件中,法院就使用了归类性错误的判断逻辑,虽然在客观上这块表属于数额特别巨大,在法律上,盗窃特别巨大的财物应当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但行为人对事物的归属产生了错误认识,她并不认为这块表属于数额特别巨大的财物。和沈某某一样的普通人只能知道表的价值可达数额较大,但很难知道能够达到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自然不能适用如此严厉的刑罚。

  因此,在气瓶案中,即便法院认为气瓶在法律上属于散件,但这个概念不可能为一般人所知悉,故行为人不具备主观上的犯罪故意。

  长期以来,司法机关总是倨傲地认为,有自觉接受法律的概念的义务,必须认同法律所推行的价值观。但是,这种傲慢的法律观太过独断。法律惩罚的正当性来源于朴素的期待,法律只是的载体,而不能任由意志天马行空。如果一种行为在上不值得,那无论如何都不能发罚权。

  一段时间以来,涉枪案件中的认识错误常有发生,不少判决的客观归罪倾向非常严重,与的情感严重抵触。有鉴于此,最高法、最高检在2018年3月30日联合发布了《关于涉以压缩气体为动力的、刑事案件量刑问题的批复》,明确:“对于非法制造、买卖以压缩气体为动力且枪口比动能较低的的行为, 在决定是否追究刑事责任以及如何裁量刑罚时 ,不仅应当考虑涉案的数量﹍﹍以及行为人的主观认知、动机目的、一贯表现、违法所得、是否规避调查等情节,综合评估社会危害性,主客观相统一,确保刑相适应。”最高司法机关再从重申主客观相统一原则正是对司法实践中日益严重的机械司法和客观归责的纠偏。

  需要说明的是,在所列举的中,有经庭审质证的物品清单、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等显示,除了高压气瓶外,警方还从胡敬、王太平租住的房屋内出红外线发射器、瞄准镜、高压气瓶、消音器等。不过,关于瞄准镜、消音器等物,该并未载明被如何定性。

  但是,即便上述客观真实,亦无法在客观上说明气瓶属于散件,更无法证明行为人有罪的犯罪故意。当然,如果可以证明行为人知道其所销售的气瓶被他人用于制造气枪,那其行为有可能构成非法制造罪的帮助犯。但是如果非法制造罪的实行犯没有归案,单纯的帮助行为很难。同时,帮助犯属于,法律应当从轻、减轻和免除处罚,如果认定为非法制造罪,行为人的刑罚也可以大幅度降低,鉴于胡敬处于哺乳期,对其有可能适用缓刑。

  法律不是机器,法律人也不是机器人,法律永远需要倾听朴素的情感。

  作者罗翔,系中国大学刑事司院教授/厚考刑法主讲老师返回搜狐,查看更多